还在杭州的某天晚上，青旅里来了一个中年阿姨——我们姑且叫她阿城。

阿城刚进房间的时候是半夜十二点。她大概以为其他已经拉上帘子的舍友都和我一样，还醒着，便没有压低声音。阿城似乎也是第一次住青旅，不论是对于公共浴室还是对于需要爬梯子的上铺，都抱怨颇多。我耸肩冲她笑笑，用这个表情来让对方觉得我在表示同意。

第二天清晨六七点，我被在宿舍里讲电话的阿城吵醒了。那场电话断断续续打了约莫半个小时。在这半个小时里，半梦半醒地我一边不住地咂嘴，以表示对扰民的阿城的抗议，一边又实在想听完她的故事。

“你说我那件事没有尽心尽力，你们一家人就是这么对我的啊？”

“我连夜收拾东西出来了！我不住你们家里，你们爱找谁找谁！”

阿城似乎在谁家做保姆，却不知什么原因夜里收拾东西突然离开了。我竖着耳朵听了很久，但来回来去她也只在重复这两句。我寻思着，阿城要是真下决心离开了，大概也不会耐着性子，和电话那头的人说这么久吧。

等我终于睡醒来时，阿城的床铺已经空了。那让我们用另一段故事来补全阿城的事。

我在上学前班的时候，有一段是由保姆阿姨带着的。不记得是什么原因，我常和她吵。有一次吵得很凶，她夺门而出，过了好一段也没有回来。我怕自己闯祸了，便忐忑不安地出门去寻。其实阿姨甚至都没有下楼，她只是坐在楼梯间的第二级台阶上，不住地哭。那时我还从未见过哪个大人哭，更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哭，只好条件反射地不停道歉，但她却怎么也不肯回去。直到四五岁的我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——“那我给你跪下好不好？”

我竟扑通跪下了。阿姨慌忙把我扶起来。过了不一会，我们就一起回家了。很多年后，我偶然向我妈提起这事，我妈说那阿姨后来辞职了，因为我在吵架的时候讲她，“你不就是我家保姆吗？” 我愕然。

从我在那个狭小的楼梯间下跪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二十年。二十年里，精英教育赋予我的特权，让我越来越善于用尖锐的理论来批判宏大叙事对人民命运的漠视。然而，也正由于在接触现实世界前就被赋予了批评它的权利，我时常会有一种，我并不属于我所批判的这个世界的错觉。回想起来，这些有理有据的批判和我四五岁时的那次下跪一样，真诚，而毫无意义。